由于复杂的语言系统、文化背景、历史社会等因素，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进行外译活动时都显得举步维艰。无论是国内学者组织的文学作品外译活动、还是国外文人推动的文学作品翻译活动，在中国的文化形象的传递和重建上大多都没有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甚至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文化形象建立。作为中国最畅销的武侠小说系列，“金庸小说其形式是古典的，从它的章回体结构就能看出来，但是内核思想是现代的”[1]，因此，其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更容易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是传播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的良好载体。

一、文化形象的重建

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翻译作品在外国的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2]。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其文化形象在异国的文学化在经历译语国的社会化洗礼以后，会形成一个与在源语国不同的文化形象。这个形象的建立，其实是打碎在源语国的文化形象后，在译语国糅合异国文化所重建的。

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文化圈，地域相近、词汇相似、同受儒家文化影响，且社会结构相近。而英国和中国属于异质文化圈，地域上距离较远，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和社会结构都相距甚远。从读者群体和人数来看，这三种译语版本所覆盖的读者群体是最广的，也是最多样的。因此，对三种语言的译本进行对比，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影响文化形象重建的因素。

二、“武侠”在英日韩三国的诠释和文化形象的重建

“武侠”是金庸小说的中心，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金庸小说时，由于对“武侠”的理解不同，造成了在翻译的过程中形成的形象不同。接下来会在三种语言的环境中探讨，译者的身份在翻译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时，会受到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从而在译文中造成何种的文化形象重建。

1.中国文化中的“武侠”精神

在《辞海》的解释中，武，作形容词，是“勇猛、威风”之意；而侠，作为人的名词时，则指“见义勇为、抑强扶弱的人”。因此，“武侠”，指的是“身怀武艺、仗义行侠的人”。金庸本人在《书剑恩仇录》的作者序中表示，“武侠小说继承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

“武侠”形象在译介作品中的重构，能有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外国读者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有较为正面的理解。

2.韩国对金庸“武侠”精神的诠释

在韩语词典的解释中，“武侠”二字的意思是“武功高强的侠客”，而“侠客”则指“豪放且有侠义之心的人”。韩国文学中与中国武侠小说较为接近的是“义贼小说”。韩国义贼小说讲的是劫贫济富的盗贼的故事，其中的代表作《洪吉童传》讲述的是洪吉童因为不满当时朝鲜社会的嫡庶制度而离家出走、盘踞山寨，成为劫富济贫的义贼；最后洪吉童假意归顺朝廷，并最终离开朝鲜、建立了他的理想国[3]。《洪吉童传》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作者许筠对于建立新的王朝制度意愿和理想。从其文学意义、人物个性结构和故事情节来看，韩国义贼小说更接近于《水浒传》农民起义小说。

金庸小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韩国的，从1986年到1989年短短三年间，金庸的15部小说在韩国完成了翻译出版。这种速度无疑是惊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15部韩译本均是在没有取得版权的情况下由各个大小不一的韩国出版社自行翻译出版的，质量参差不齐。其中，高丽苑出版社把《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合并成一本书（共6卷），取名为《英雄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武侠小说中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武侠”形象，在通过译介的过程中出现了误差，韩国读者接收到的是片面、不完整甚至是译者主观的“武侠”形象。也就是说，尽管在同质文化圈内，译语国的国情、主流意识形态、译者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会对文学文化形象重建造成消极影响。

3.日本对金庸“武侠”精神的诠释

在日语词典的解释中，“武侠”二字里的“侠是为正义而战的精神，而武术是实施行动的手段。只有同时具备这样的精神和手段，才称得上是武侠”[4]。

比起韩译本，日译本的金庸小说出现得较晚。第一本被译成日文版的金庸小说是《书剑恩仇录》，由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日本大书商德间书店于1996年10月出版并发行。当时德间书店的社长德间快康从市场调查结果得知金庸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中国小说家，于是一口气跟金庸买下了所有作品的版权，随后聘请精通中文的大学教师或专业翻译家担任日译工作，全系列于1996年至2004年间全部出版。

日本本土有与中国武侠文学相似的文学——剑豪小说和时代小说，这是金庸小说能在日本收获高人气的原因之一。日本剑豪小说属于时代小说（即日本古代小说）的分支，或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或以架空时代为故事背景，讲述古代剑客的故事，故又称剑侠小说。剑豪小说与武侠小说虽有相似之处，但首先，单一的剑豪剑术与千变万化、融合了儒道墨家精髓的中国武功有着较大的区别；其次，武侠小说中的“侠”的精神在剑豪小说中也没有对应的描述。尽管如此，有剑豪小说作为接受背景，日本读者对于金庸小说的接受度较高。主编冈崎由美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武侠小说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出版了《漂泊的英雄——通往中国武侠小说之路》及《武侠电影的快乐》两本书，两本书的内容包含了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解释（如侠客、游侠），中国武功的流派和构成解说（如内功、轻功），小说中出现且真实存在的门派的背景介绍（如青城派）等等。

4.郝玉青在《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

2018年2月，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发行的第一卷英译《射雕英雄传》（下称《射雕》），卷名《英雄诞生》（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A Hero Born），受到了英语读者的广泛认同和喜爱，这个版本的译者便是郝玉青，一位瑞典裔英国人。不同于由出版社主导翻译活动的日译版和韩译版，《射雕》英译版本的出版是由译者郝玉青推动的。2005年在中国的游学的经历使郝玉青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尔后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中文并取得相应学位。2012年起，郝玉青向英国出版商推介金庸的《射雕》，为了让出版商对金庸感兴趣，她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推介文件，并翻译了大约一万字的样章。整整六年时间，才迎来了第一卷的英译《射雕》的诞生。

郝玉青在采访中提及，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武侠”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因此，要如何推介中国武侠比翻译更困难。在《英雄诞生》一书的前言和后记里，郝玉青专门叙述了关于武侠的知识。郝玉青介绍，中国武术融合了儒和道的理念，分成各门各派，但宗旨皆包含“学习功夫并不仅是为了对抗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强身健体、锻炼心智”[5]382-383。为了阅读的流畅，她在译文中不多费笔墨去解释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而是使用后记和注释等方式去介绍。她认为“侠”是江湖人士的“道德标准”，行走江湖的人“四海为家”，但共同有着一颗爱国的心和对朝廷腐败的愤恨。

在郝玉青的翻译观念里，武并不是单纯的暴力，而是一种融合了中国各家文化的锻炼身心健康的行为，而侠是具有约束能力的道德标准；因此“武侠”二字在郝玉青这里的诠释是“具有武力，通过修炼去锻炼身心健康，并热爱自己的国家、痛恨朝廷腐败的一群人”[5]preface，xviii，她也通过副文本的方式在书中向读者进行阐释。

三、英日韩三国对“武侠”的文学形象重建的影响分析

1.同质文化圈内

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汉字词汇的理解上有着先天的优势。但是由于日本文学自身具有与中国武侠文学相近的剑豪文学，在译介作品成立前便已经有了剑豪小说的文学形象。当金庸小说译介到日本时，日本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根据武侠小说和剑豪小说的区别，剑豪的形象变成使用不同的兵器、拥有高深武功的人，并且在剑豪的仗义豪气以外，添加中国武侠还具有舍己为人、民族精神等内涵。这样的文学形象重建无疑是较为理想的一种状态。而韩国文学中因为缺乏与中国武侠小说相似的文学作品，其民族文学中的义贼小说从名义上来说便与武侠小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形象，因此在韩译本的作品中，武侠的文学形象重建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即使有着汉字优势，韩国读者也很难建立一个他们从心底便能理解并信任的形象。

2.异质文化圈间

英国与中国处于不同的文化圈，两国无论是词汇语法还是文学背景都相差甚远，这也是多年来金庸小说的英译本一直难以有进展的原因之一。在文学形象的建立上，英国文学没有与武侠小说相近的类型，因此英国读者在接触英译本的武侠小说之前，对武侠所代表的含义是完全陌生的。这个情况有点类似于同样没有相近文学类型的韩国。然而，郝玉青所译的《英雄诞生》在发行之后收获一片好评，让《射雕》以中国大众文学的身份走进英国普通读者的视线里，而不是像之前几个英译版的金庸小说一样只是走进了图书馆的馆藏里。这是因为译者郝玉青本身对于武侠有相当清晰的概念，并且通过副文本的方式建立武侠文化形象。使此版英译本在兼顾可读性的同时也能向英国读者展示中国相关的文化知识。

3.英日韩三国金庸小说翻译活动情况比较

在英日韩这三种语言的金庸小说翻译活动中，翻译活动的推动者的情况各不一样，也是造成文学形象重建的效果不一样的原因。韩国的第一波金庸小说韩译活动，是从民间自行发起的。在金庸小说出现之前，韩国已经经历过两波武侠小说浪潮了，出现过大量的武侠小说仿写和创作活动。但是，没有核心的武学概念和真正的侠义精神附着的仿写创作活动，也只是“韩式”的武侠小说而已。金庸小说在1980年走进韩国读者的视野时，是被看作武侠小说出现了新顶峰。在没有版权的情况下，出版社擅自出版了韩译本，并根据其国人的文化和习惯对作品进行了改动。这是受到接受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背景和赞助人所影响的翻译活动，对于文化形象的活动均产生巨大的阻碍。

日本的金庸小说翻译活动是由大出版商所推动进行的。大出版商购买版权，并出资组建有能力的专业翻译团队，使得文学作品在接受国能够有较大的自由和空间进行文学形象重建。同时，译者出于作品的热爱，发表相关书籍介绍相关的文化，也帮助了使文学形象的重建更为丰满。

英国麦克霍莱斯出版的《射雕》，实际上是由译者郝玉青主动去推进的一场翻译活动。由于英国与中国语言文化背景差异巨大，“武侠”等文学形象原本是比较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本身对某一文学形象的理解会最大限度地影响到读者。倘若译者对源文学作品及源语国文化是带着积极的态度去进行深入了解，那么译语国读者便会受其影响，建立较为贴近源文学作品的文学形象；反之，便会建立与源文学作品大相径庭、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文学形象，这对于在译语国重建文化形象甚至国家形象而言都非常不利。

四、结语

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时，译者对于源语文本和源语国的理解及态度是影响国家形象在译本中建立的重要原因。因为“形象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相应的心理机制完成的、对异域历史文化现实的‘变异’过程”。文化形象在异国的重建，涉及了译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两国在语言、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似度、译者和赞助人等一系列的因素所影响。从金庸武侠小说的三个不同语言的译本可以看出，源语国和译语国是否属于同质文化圈是影响译本信息传递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重构文化形象的方面来看，同质文化圈并不代表文化形象能够通过翻译在译语国文化中进行充分、对等的重构；相反，译者的身份及其对于源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对于在译本中重建文化形象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1]魏董华，李鲲，许晓青.学界眼中金庸小说价值的变迁：从通俗读物到文学经典[DB/OL].（2018-11-02）[2020-09-27].http：///culture/2018-11/02/c_.htm.

[2]亨利.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C]∥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8-152.

[3]汤哲声，张乃禹.影响与创新：论韩国武侠小说[J].江汉论坛，2012（5）：121-125.

[4]日本维基百科“武侠小说”[DB/OL].（2020-09-27）[2020-09-27].https：///wiki/%E6%AD%A6%E4%BE%A0%E5%B0%8F%E8%AA%AC.

[5]ANNA H.A Hero Born：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I[M].London：Maclehose Press，2018.

文章来源：武侠故事 网址: http://wxg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1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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