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以全球化为背景，中国城市化、都市化加速，城市群涌现，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并驾齐驱，信息社会猛然降临，十四亿之巨的人口在高速公路、高铁、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连结之下，踏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兴起的中国都市文化，发源于民国通俗文化，受到港台大众文化的反哺，努力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话语配合，与西方极盛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对话，形塑出“新世纪文化工业”的初步结构。这一新兴的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在官方与资本的双重运作下，大致包括在图书、杂志、电台、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与广告牌、展览馆等其他空间进行的文字、音乐、图像等信息产品的生产、制作、流通与交换之中，其中观念艺术、流行音乐、类型电影、畅销杂志、网络小说、网络游戏、动漫作品、电视剧、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文化产品，此起彼伏，互相影响与渗透，代表作品更替，行业更新，行业中的单位与公司兴衰，在过去二十年里，交替形成一个个大众文化的风潮。《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以“大陆新武侠”的文化理念整合了新世纪之初的华语世界武侠小说写作，十年间，推出了沧月、江南、小椴、步非烟、凤歌、时未寒等人为核心的明星作家团队，将1000余篇长、中、短篇武侠作品整理成200余期杂志分发到市场，以单期10万-30万册的发行量，影响近千万读者，成为“大陆新武侠第一刊”，与同时兴起的武侠影视剧、网游、动漫、网络小说等互相作用，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中的武侠类型。笔者曾以编辑的身份，参与该刊的创办与运营活动，故拟以传记的形式，描述该杂志的运作，进而以之为典型案例，分析新世纪我国杂志文化工业兴起的进路。

一、“福特制”杂志叙事学

2001年9月，编辑家、时任今古传奇杂志社社长的舒少华，在其同事冯知明、李靖的建议下，拟推出一本子刊《今古传奇·武侠版》。其时细分市场，创办子刊，成为该杂志社发展的新思路，表现在内容方面，是按照民国以来通俗文学的内在规律，将新故事、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演义等子类型整合成不同的杂志，提供给都市里正在涌现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生理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阅读喜好的读者①。

《今古传奇》曾在20世纪80年代连载武侠小说《玉娇龙》(由重庆作家聂云岚改编自民国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卧虎藏龙》)，令《今古传奇》达到270余万册的期发行量，之后二十年间，中长篇的武侠小说，一直是该刊的重要题材②。港台武侠作品与武侠影视剧已在大陆培养出大量武侠文化爱好者，他们成为这本拥有独立刊号的武侠杂志的潜在读者。民国武侠小说风行期间，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将作品以逐日2000字左右篇幅，一段一段发布在报纸副刊，结集出版，并没有开辟出专门的武侠小说杂志。金庸、古龙等的作品发表，也遵循报刊副刊连载与结集出版的模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创办《武侠春秋》杂志，香港创办《武侠世界》杂志，分别刊发过黄易、温瑞安等人作品，坚持到2000年前后，《武侠春秋》停刊，《武侠世界》勉力维持。由此可见，有独立刊号，以专门的武侠小说为刊载内容的杂志，自民国初年武侠小说文体诞生百年以来，《今古传奇·武侠版》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本。

武侠版编辑部由冯知明负责筹备组成，冯知明编辑出版了试刊号与创刊号，2002年离开编辑部，由孟德民主持编务工作一年左右，2003年笔者接任主编；2006-2009年，冯知明重新调任武侠版主编，与著名武侠作家凤歌一起共同主持编务；2009年初，笔者返回武侠版，主持编务至2010年底。

武侠版试刊、创刊时为月刊，32开本(受到《今古传奇·故事版》影响)，4印张，128页(P)，2003年经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审批更改为上下半月刊，2005年更改为旬刊(在上下半月版之外，推出长篇小说专刊月末版)，并扩展至5印张，160P，虽然有更改为周刊的计划，但在2010年之前，一直保持着每月出版三期，每期160P的节奏。编辑部的运作，实则是按照页码(P)的经济学与叙事学。以2005年后较稳定的杂志样貌为例，每期杂志包括四封(封面请插画家绘制，发布刊物重要作品信息，封二、封三、封四为广告页面)与内文，共160P，包括目录(主编导语、作品介绍、版权页说明等)，正文(短、中、长篇武侠作品)，插画(题图与插图)，地脚(每页地脚所附的读者来信摘要等，是读者互动的区域)，副刊(评刊、编读往来、介绍武侠文化相关的资讯等)，广告页面。一般来说，目录2P，广告页5P，副刊8P，插画20P左右，正文内容在130P左右，按照当时版式，每P可刊载大约1000字。旬刊(每月1日、15日、20日出版杂志)，每期发布160P内容，每期广告、目录、插图、副刊、内文所占比例，皆是长期调整的结果：副刊、目录的增加，是杂志对编辑话语的强调；插图的增加；是对图像阅读的强调；副刊与地脚的增加，是对读者互动的强调；广告页面的增加，为读者不喜，却直接关系到杂志运营的利益。正文部分，也存在短、中、长篇小说的分配问题，更是关乎武侠写作的类型，关系颇大，后面还有讨论。随着刊期与印张数目的增加，武侠版的正文、插画、副刊有增加的趋势，各项之间的比例也经过反复博弈，武侠版于2005年形成较稳定的形态，如上所述，表达为一套杂志的叙事话语：借用热奈特的叙事理论，页码(P)可为杂志的叙事时间，对应的是广告时间、读者互动时间、编辑话语时间、图像时间、武侠作品时间(各类故事时间)，将作家的构思创作时间、编辑部的编辑出版时间、读者的阅读时间等统筹起来，产生微妙的张力③。主编通过每一期、每一月、每一年的发稿计划，来掌握刊物运作，形成叙事的节拍，与读者、发行商、广告商、印刷商、作家团队、插画师团队、编辑团队、杂志社领导与同事、有关出版管理部门互动，形成结构性的杂志叙事(可与其他杂志社、报刊社、电视台、网站、电影院线等媒体的叙事模式比较)。这一叙事以P(页码)为单位，以“期”为单元，以编辑部为主体，运作不息，在调整中复制自身，创造自身，在同一性里努力争取差异性(每一期杂志提供新的信息，有新鲜感)，不同的个人、成员、单位、公司各司其职，形成分工、协作与交换的关系，其对信息(武侠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确可与“福特制”工厂对服装、汽车等商品的生产类比。

P(页码)的叙事学也在形塑着编辑团队、作家团队、插画家团队。编辑部实行责任编辑制度，编辑发现、培养作家，得到作家新作的“第一次发表权”，经过责任编辑一审、编辑部主任二审、主编三审的“三审制”后，作品得以挑选、修改、编辑、校对、形成清样，并最终发布在每一期的杂志上。责任编辑的工作成果，以每一期、每一月、每一年编辑刊发多少P的作品来计算，每P的编辑费为30-50元(随杂志的效益提升)，年终的奖金与责任编辑发稿页码的总数目相关。责任编辑向编辑部主任、主编的层级升迁，在杂志社内部及行业中的声望也与之相关。一个优秀的编辑，提升业绩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是尽可能地发现并培养新的作家写出合格的作品；一是激发已发现的优秀作家的潜力写出更多的合格作品。每一期发稿计划包括10P左右的短篇小说1-2篇，20-40P左右的中篇小说1-2篇，30P左右的长篇小说连载(有时候可能是双连载)。这一发稿计划既是160P杂志容量确定的结果，也是与编辑组稿内容长期博弈的结果。对编辑而言，发现长篇小说作者，编发长篇小说连载，发现中篇小说作者，推出系列中篇作品，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而长篇小说连载、中篇小说系列也因为其在故事性方面的表现，受到读者欢迎，因此，在杂志模式、读者需求、编辑推动、作者配合、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结构性作用之下，长篇小说(30-60万字)，中篇小说系列(每篇4-5万字)、10-15万字小长篇小说(月末版刊载)，成为武侠版推出的武侠作品的基本体例。

这一精益求精的“杂志模式”与民国武侠小说的“副刊连载模式”，与当下网络小说的逐日更新模式有相当不同，要求编辑在有限的篇幅之中，发布不同作者、不同风格的短篇、中篇、中篇系列、长篇、长篇系列作品，呈现出主题丰富、故事密集、叙事曲折的特征，与报纸副刊连载、网络小说日更模式相比，文本充满张力，内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武侠时间”的压缩。置诸武侠小说的叙事传统来看，武侠版推出了一批质量精良、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系列中篇武侠作品与小规模的长篇作品，却没有能力推出金庸、黄易等人由报刊副刊上推出来的大型长篇作品，也与后来网络文学中千万级的长篇小说相比，失去了竞争力。武侠文本的代表作如《蜀山剑侠传》、“射雕三部曲”、“鹤铁五部”等，很难想象用武侠版创制出来的“杂志模式”刊载发布。

无论如何，在这一流动的、充满张力、时间压缩、密集叙事、向内爆破的福特制“杂志模式”下，编辑们的能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发现、培养、推出了一大批武侠小说作者，在此基础上，涌现出充满创造力的明星作家，其成绩可能已经超过了民国武侠浪潮、港台武侠浪潮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取得的进展。这一模式可能也在《故事会》《知音》《读者》《最小说》《科幻世界》等新世纪十年里兴起的大众文化期刊社里发挥着能动作用，造成了新时代“文化工业”的“奇点”。

二、“后金庸”的作家群落

创刊之初，编辑团队组建，以“武侠爱好者”与“职业编辑”的双重动力，致力发现作者，寻找稿源，建设作者团队。武侠版的作家大概有以下三个来源：

一是尚在活跃的老派港台武侠作家梁羽生、黄易、温瑞安、秦红、孙晓等人，武侠大师金庸其时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编辑部亦派编辑拜访，后来武侠版封面上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题字，即是取自金庸签写编辑所携《侠客行》一书上的题词，但武侠版创刊始终，并没有得到金庸的肯定与支持，2007年前后，还有他以轻慢的态度评价步非烟的风波④。

二是国内略显沉寂的老派武侠作家沧浪客、金庸新等人，他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与大陆书商合作，以仿写续写港台武侠名家作品而知名。

最大的惊喜来自当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络，来自自由涌现的各大网站的BBS版，在探访成名武侠作家之外，一批二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编辑将组稿的方向锚定在网络。其时编辑部为每一位编辑配备了电脑，组建了局域网，电脑已安装微软操作系统，网速在100K左右。榕树下网站的“侠客山庄”、天涯社区的“仗剑天涯”、西祠胡同的“武侠大说”、清韵社区的“纸醉金迷”皆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武侠BBS版，武侠作者在版区内上传更新作品，接受“斑竹”的管理，由喜爱阅读武侠小说的网友前来阅读、点评、跟帖。编辑登录网站，进入BBS版的条目式的页面，即可点击打开正在更新或者已经完结的网络武侠文本。网友的点击数、评论数，版主的“飘红”“加精”的推荐，很容易让“潜水”的编辑们从数以万计的网络写手的网络习作中挑选出优秀的武侠作家与作品。在2007年前后起点中文网等收费网站兴起之前，“侠客山庄”等BBS版并未建立起收费机制，网络武侠写手凭兴趣爱好、激情才华写作，自由、自发、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各武侠版区有一点像在网络上运作的文学社团，充满青春侠情、意气飞扬，颇有武侠乌托邦的气质。武侠版以纸媒的(杂志)、权威的(有出版局审批的刊号)、专业的(已经得到前辈武侠作家的认同)的姿态进入各BBS版挑选作家作品，以每千字100-200元付酬(得到第一次纸媒发表权)刊载发布，其时是颇具竞争力的。由这一视角来看，武侠版核心的作家作品资源来自网络，来源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奇点”式的网络文学创作运动，武侠版杂志的编辑出版，实则是对各碎片化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武侠BBS版生产出来的武侠信息的“时间压缩”，是从数字写作到纸媒出版的“还原”。

今古传奇“老刊”的组稿方式有“登门拜访”与“笔会”，这一传统也被引入到武侠版编辑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实际上通过QQ群组、MSN频密地实现，武侠作家作品的发现、问题的讨论、稿件的修改等问题，通过即时通讯工具与BBS版，得以深入进行，实则在实体杂志运营之外，编辑与作家都处于“在线”状态(读者也在线)，这样密集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是传统编辑活动中从未有过的。可惜由于电脑频繁升级更换，当时并未有主动保存资料的意识，这些流动的、碎片化的珍贵的讨论记录并未保存下来(之前传统出版领域，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可能还保存得完整一些)。

从作为起点的“试刊号”可以看出，编辑部集合港台老派武侠作家、大陆传统与新兴武侠写手，沿着港台新武侠的发展脉络整合武侠出版资源的策略，在创刊之初是有效的，随着杂志的发展(旬刊，扩版，发行量达到每月70余万份)、杂志读者的调整(武侠读者中80后、90后的比例增加，读者中女性读者比例增加)、作家团队的成长(网络武侠作家表现活跃)，港台传统作家的影响力逐渐消退，江湖客、江湖大、金庸新、沧浪客等大陆传统武侠作家作品影响力减弱，由各大网站武侠BBS版汇集而来的70后、80后年轻作者成为杂志主力，女性作者的比例明显增加，武侠创作出现了代际更替，并由港台地区转移向大陆地区，其中小椴(《洛阳女儿行》等)、沧月(鼎剑阁系列等)、凤歌(《昆仑》《沧海》)、步非烟(华音流韶系列等)、时未寒(明将军系列等)、江南(《光明皇帝》等)、九把刀(杀手系列等)成为受到读者关注的新一代武侠作家。2006年，当武侠版连载凤歌作品《昆仑》与《沧海》时，发行量(单期30万册)与影响力均达到鼎盛，杂志封面上的推荐语，除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外，更醒目的是“大陆新武侠之盛世江湖”。

三、后现代江湖图景的重构

2003年，其时在武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学者韩云波来到编辑部做客，他是学术界关注到武侠版，关注到杂志涌现出新一代大陆武侠小说作家的第一人。2004年，韩云波与编辑部一起提出了“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概念(简称“大陆新武侠”)，并在《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持“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专栏”，致力于大陆新武侠研究。韩云波指出：

在充分肯定“从金庸到‘后金庸’，新武侠具有文化转型的意义”的基础上，大陆新武侠初期在四个方面明显区别于港台新武侠。第一是江湖图景，港台新武侠是基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民主——正义”观念，大陆新武侠是基于个人主义内心挣扎的“自由——正义”观念，形成的是由“无望之希望”和“人之精神”构成的“后现代的现代追求”。第二是性别格局，大量女性武侠作者的涌现，引入了女性武侠的新视野。第三是智性写作，大量名校硕士、博士加入武侠创作队伍，智慧深度和文化反思成为小说文本的重要元素。第四是广域叙事，武侠与奇幻、青春、历史、侦探等类型小说形成了更加强烈和明显的互动关系，成为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综合文类。⑤

大陆新武侠写作所重构的“江湖图景”，一方面继承了民国武侠、港台武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宏大叙事，一方面更强调侠客个体主义的一面。如何在与民族国家(朝廷与国家)、社会阶层(江湖门派)、家族血缘(名门正派)、外来文化(魔教与异族)、宗教信仰(佛道)、亲密关系(侠情)等构面上，以身体为中心(武术、内功、武道)，在对外的社会学层面、对内的心理学层面重新建构自我认同(侠客)，是作者们试图通过象征性武侠文本迫切回答的问题。作家们打破了正邪善恶、爱恨情仇、朝廷江湖、魔道正道、中原异域、男女性别等不同群组(主题)二元对立所结构的江湖图景，或者也可以说，他们重新发现了，由种种复杂的二元对立所建构出来的一个混沌的、流动的、变换的、不确定的、身体的拓扑学江湖图景，在这一“元江湖”(笔者曾以这个概念评价小椴作品)中，侠客们在行动之前，会表现出反复的犹豫(凤歌《昆仑》中的梁萧)，深深的迷茫(缺月梧桐《王天逸行侠记》中王天逸)，然后才有可能做出“主动的选择”，体现出侠客们身体与精神的能动性(小椴《夜雨打金荷》中的骆寒)。大陆新武侠写作也并不仅仅是由家国主义转向个体主义，它强调的是反思之后的主动选择，在此意义上，小兵的视角(杨叛《小兵物语》)与大侠的视角(金庸《射雕英雄传》)应是多元并存的，郭靖血祭襄阳、韦小宝福禄寿禧、骆寒翩翩弧剑、梁萧反宋，这些生死抉择，能够在“主动选择”的自由意志框架中予以理解。

随着优客李玲、沧月、沈璎璎、步非烟、扶兰、盛颜等人的出现，女性武侠文本的作品质量、读者反响、占据杂志的篇幅，都已经达到了与男性武侠作品相提并论，甚至是略胜一筹的地步。编辑部中女性编辑的比例、读者群中女性读者的比例、作家中女性作家的比例，都超出了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平江不肖生、王度庐、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还珠楼主，港台武侠五大家(金庸、古龙、黄易、梁羽生、温瑞安)等十余位男性作家开创的“男性气质”的武侠传统，超出了由男性创刊者所主导的“男性话语”杂志叙事，超出了武侠版编辑部诸同仁的想象力，也令我们困惑不已：武侠是男性的、铁血的、阳刚的，这一“惯习”被猛然打破了。女性武侠写作为武侠文本提供了女性作家、女性侠客、女性江湖空间、女性江湖事件、女性武术系统、女性读者等“女性武侠新视野”，它创造出全新的内容，并为同样重要的男性作家的武侠书写提供了批评与参照。大陆新武侠的写作，在武侠文学史上，也是首次完整地由女子武侠与男性武侠的互动共同建构呈现，它是被新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深入校正过的写作活动，作家们对性别写作有深入的认知与反思，并在文本中自觉地呈现出来(小椴《洛阳女儿行》、沧月《七夜雪》、沈璎璎《揽月妖姬》等)⑥。

韩云波提出的“智性写作”，强调沧月、凤歌、江南、沈璎璎、步非烟等人的名校高学历，是为与港台武侠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武侠创作中泥沙俱下的“写手”“枪手”相区隔。大陆新武侠作家的“智性写作”，表现在作家们处理武侠文本时的“反身性”。吉登斯认为，“反身性”是理解当代社会的钥匙，在超越传统工业社会的“晚近现代性”社会，在一种“去传统化”的社会环境里，个体会被迫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份不断进行反思和反省。他引用米德的观点：生理层面的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持续互动，导致两个互为正反面的自我观念，“主我”(I)与“客我”(me)，这两个自我在个体内部处于不断对话和交流的状态。这种个体反身性是社会互动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⑦。在互联网深度参与的我国新世纪杂志工业背景之下，作家与编辑、读者，与批评家、同辈作家之间，作家与老一辈作家之间，通过稿子修改、笔会、研讨会、读者座谈会、网络群组与BBS讨论，作家的写作在频密的交流中进行。大陆新武侠文本中的“江湖”、“侠客”与“武功”，在表征与呈现武侠文化的同时，也是对新世纪社会生活的象征，在对社会进行“反身性”隐喻的同时，它所描述的江湖与侠客由具反身性的当代社会结构与个人的生命史获得映射，也可获得反身性的特征。大陆新武侠的文本也是在与民国武侠、港台武侠的对话中生产出来的，传统武侠作家，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创作，构成了作家们创作的镜像，在主题内容与叙事策略方面，是继承金庸，还是“反金庸”，还是“后金庸”，都是走向成熟的武侠作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国内传统之外，作家们还要应对日本动漫文化、韩剧、美剧、好莱坞电影等国外大众文化产品的影响，与影视、动漫、网游等产业互动，与国内精英文学对话，并受到奇幻、科幻、悬疑、言情等其他类型文化的影响。

回到大陆新武侠文本内部，反身性的作用，面对的核心问题，的确是韩云波指出的“广域叙事”。金庸被认为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在由他的文本构成的“武侠场”里，武侠被认为是这样一种叙事：白衣飘飘的中国少年古装侠士，拜师学艺得到秘笈，通过武术(降龙十八掌)、内功(九阴真经)、轻功(凌波微步)、冷兵器(倚天剑)等练习，获得了超能力，他与同伴或者情侣一起仗剑天涯，往返在庙堂与江湖之间，中原与异域之间，名山大川之间，他生活的朝代最好是宋朝(唐、明、清也可以)，他出现较多的场域是深山、船舶、集市、酒店、城镇、京城、边塞、南方的丛林，他行动的动力主要是报仇、寻找秘笈或宝藏、路见不平、交友、饮酒、争夺天下第一，加入国家平叛或者抵抗外族的战争，事成之后，拂衣归隐。在以上这些活动中，他得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身体能力，最后以武悟道，成为一代“武圣”——一种中国式的成长流浪小说，少年们在近现代城乡二元对立、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配的初级工业社会中成长的象征。当新时代的复杂现代社会结构出现，这一叙事的策略得到调整：当民族文化冲突得到强调的时候，武侠小说的主题偏向于金庸式的文化武侠小说；当阶层冲突得到强调的时候，会出现缺月梧桐的社会武侠小说；当性别问题突出时，会出现沈璎璎的女性武侠小说；当亲密关系得到强调时，会出现沧月的言情武侠小说；当心理问题得到强调时，会出现三月初七的悬疑武侠小说；当超能力与盗墓探秘主题结合，会出现南派三叔盗墓武侠小说；当热兵器、城市、侦探等因素汇合起来，会出现慕容无言等的民国帮派武侠小说——武侠类型同新时代的种种社会表征整合起来，各种风格的武侠文本纷纷涌现。处在核心并困扰着作家与编辑部的问题，是武侠、科幻、奇幻三种类型文化的关系问题。武侠文化的内核是中国唐宋文化内转(儒道释合流)的农业文明经验，其原型是“桃花源”(个体的身体经验，武术与内力)。向远古回溯的奇幻文化，其原型是神话世界(巫术、术法)。向未来展望的科幻文化，其原型是乌托邦(机甲、星舰、基因技术等)。如何将过去、当下、未来的超能力想象会聚起来，作出自由意志的“主动选择”？武侠作家们通过文本的生产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还珠楼主以《蜀山剑侠传》进行了综合，在某种意义上，还珠楼主，而不是金庸是真正意义上的集大成者。沧月、江南、小椴、步非烟、凤歌、时未寒、九把刀等人的文本，在回应金庸镜像时，表现出向还珠楼主的回归，即将武侠、奇幻、科幻题材重新综合起来，面对当下的后工业社会进程，表现出灵活性与复杂性⑧。

四、侠的图像化和侠友的在场

在“江湖图景”的后现代性特征，武侠写作的女性主义浪潮，反身性的“智性”写作，综合后工业时代的武侠、奇幻、科幻的“整体叙事”四个特征之外，笔者还需要补充的两个特征，一是大陆新武侠的图像化，一是大陆新武侠的读者参与。

武侠版每期封面彩图1P，内文插画20P，以每月旬刊计，彩图3P，内文插画60P，由美术总监(1名)与美术编辑(2名)合作组稿完成杂志视觉设计、版式安排与插画配置。图像与文字的比例达到1∶6左右(杂志叙事时间的分配)，比诸传统图书与杂志，是非常高的。图像比例的增加，一方面与老刊(《今古传奇》)所坚持的传奇小说的“绣像”传统有关(“绣像”在描绘主要人物、主要场面方面具有优势)，也与新世纪“读图时代”“图像叙事”的兴盛有关(通俗文化读者更容易接受影视剧、动漫等图像叙事的影响)。

自2003年底开始，武侠版的视觉系统开始发生变化，由美术编辑苏琳主持，从其时风行的漫画杂志《幻想世界》《漫友》上发现并挑选插画师，一批国内年轻的漫画家(卡通画家)如郭竞雄、卢波、李堃、eno.、张旺、iiis、慕容引刀、敖幼祥、董绍华、冯戈等开始为武侠版作品制作插画，陈淑芬、黄玉郎、马荣成、翁子扬、胡蓉、黑色禁药、感光元件、张禄等大陆与港台漫画家为杂志绘制封面，以鲜明的动漫风格取代了创刊时代由安玉民等传统插画家确立的线描、连环画风格。这批动画作品令图像更具张力，在描述场景、人物与故事情节方面，提供了更加密集的信息。正如斯科特·拉什分析所言，动画提供了一种游戏式的“拟仿”：“动画的魅力来源于一系列线条和其衍生出的图像之间那种通常不可消解的联系的断裂。这种联系的消解或分解造成的结果就是，线条和图像在人们的感知中既独立彼此，又属于彼此。……它们对色彩、线条、质地、深度和规模的自由处理中存在一种形状变化的潜势。”⑨动态图像构成的视觉冲击力、叙事的潜势与时尚感，令图像与文字构成活跃的对话关系，不再是小说与插图的主从关系，这种张力令杂志在整体上视觉化、设计化、图像化了，读者对小椴、沧月、凤歌等作家作品的记忆，是与卢波、李堃、张禄等画家提供的图像紧密地关联、交织在一起的。

事实上，沧月、步非烟、凤歌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武侠作家，他们在少年时代即深受日本、美国漫画经典作品的影响。动漫作品的叙事方式，更深层面地体现在他们的文本生产中，人物的扁平化设定，故事冲突场面化，人物对话的增多，叙事视角的反复切换，故事的单元化、系列化，这些叙事模式都受到阅读动漫作品时潜移默化的影响，可类比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叙事对金庸文本的影响。

读者的位置在武侠版的杂志叙事中，也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沿着老刊《今古传奇》的传统，武侠版编辑部设立通联编辑的职位，负责读者的来信与来访：每一封读者来信在上午邮局送达之后，会被分发给编辑们，由他们回复处理，下午下班前回复的信件将由通联编辑收集起来，由主编审阅后寄出。读者来信或评刊的内容，由通联编辑收集整理，刊发于刊物的地脚，每一条意见后面都附有读者的通信地址，故读者可据此互相联络。每一期刊物地脚可刊载近万字的读者来信内容(为正文内容十分之一左右)。邮局的“编读往来”通道之外，网络的编读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编辑部与网络公司合作，设立了网站“九阳村”(后改名为“侠客社区”)，侠客社区有20多个BBS版，分为以小椴、沧月、凤歌、步非烟等明星作家新作为主题的作家作品讨论版与按地理区域划分的读者交流版。2005年前后，侠客社区注册网友超过10万人。读者在编读往来、网络互动与刊事活动中，被称之为“侠友”。

通过读者来信、地脚互动、网络评刊、读者见面、发行商联谊、报刊亭走访，编辑部沉浸在杂志的商品交换进程之中，了解读者对作品、作家、封面、插画、杂志设计、定价、刊事活动等的反馈意见，并及时进行调整，读者也在频密的交流里，转变为真实可感的始终在场的“侠友”：一个武侠小说的爱好者群体，成年的武侠迷只是少数，理想读者是喜欢武侠文化的高中学生，其中女生占据着超乎想象的比例。2005年前后，武侠版连载凤歌作品《昆仑》的时候，他们在学校门口的报刊亭排起了长队，每一期武侠版在班级里，会被借阅20余次，每期杂志被某一读者阅读2-3小时左右。大陆新武侠作家作品，已代替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小说，成为他们讨论交流的媒介，沧月、凤歌等也跃升为有明星效应的作家，成为他们的偶像。作为粉丝，他们阅读在杂志上定期刊出的偶像作家们的新作，购买他们结集出版的图书，并在百度贴吧、博客、微博、人人网等正在兴起的社交网站关注他们的活动。

社长舒少华为武侠版绘制设计了“横刀”的刊物卡通形象，作为杂志与编辑团队的象征。自2004年开始，每一期杂志会装入塑料袋封套，以便随杂志向读者送去印有“横刀”标识的信笺、印有明星作家照片的明信片、贺年红包、精美海报等小礼品。2005年创刊百期纪念版，更是附送了百期礼盒(内含光碟与T恤)等，这些不定期的小礼物设计，常常需要编辑部反复开会讨论确定，颇具用心。除了促销的功能之外，系列小礼物的赠送，是为了确认与巩固礼物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朋友”关系，将读者进一步转化为“侠友”。按斯科特·拉什的分析，周边产品与小礼品的赠送，是消费社会文化产品流通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被人们用于交换的这样或那样的物品是关系的象征，它们赋予亲疏不同的各种亲属关系以实质性的内容，能够起到巩固生活方式、家庭、家族和社区的作用，并从在场与不在场、居留与离开的角度加深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我们可以将逢迎理解为(过度)发展的消费社会中的免费礼物和小礼物带来的‘持久意志’，这些礼物随处可见，人们已对其习以为常。”⑩系列小礼物将读者悄悄地转换成“侠客社区”中的一员，并使他们在此留驻下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进而也令封套中的武侠版，也成为“礼物”的一部分：事实上，在高中生课桌抽屉之间、男女中学生之间流通的武侠版，也被作为交换的礼物，成为情感的象征性符码，在发挥“逢迎”的“持久意志”，加深着学生对所在学校的时间与空间的理解。经过反复密集交换的武侠版被侠友们保存下来，留存在这一批独生子女的书柜里、床底下，也成为他们给予自己青春的一份礼物。武侠版也因此卷入了读者、作者与编辑们的生活，使其体验性地生活在杂志之中。

五、一只手，一张网，新世纪文化工业

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认为：“显而易见，文化工业体系是从更加自由的工业国家，以及诸如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所有富有特色的媒介中形成的，所以它在这些方面也繁荣起来。当然，文化工业的进步，还离不开资本之普遍法则的根源。”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将农民与市民转换成为公民读者，各类媒体的出现，通过新一代的编辑、作者整合与创造，由传统文化里生产出新的文本，资本(出版商)推动文化工业的发展，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阿多诺总结的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西方文化工业兴起的进程。我国的文化工业，萌芽于宋、明、清(江浙一带的抄书业、印书业推动古典白话小说的出现)，在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文化影响，骤然加速，“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上海这个元代的渔村，明代的小镇，清代的县治，随着商埠的开辟，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频繁的商贸交易促使大都会的成型和人口的爆炸，造成城市的超常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千姿百态，这也必然带来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多数市民在这个自己感到难以驾驭的复杂多变的新环境中，时时感到无所适从的晕眩。要治愈这种头晕目眩，就急需扩充自己的信息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才可以增加自己的判断能力，在自己神经中枢注入自主与自信的定力，以增加自己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有了客观需求与物质条件，又加上具备了作者队伍，报刊就像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它们必然会具有醒目的都市性、商业性、娱乐性”。与阿多诺等人的担忧与沮丧不同，范伯群对通俗文化在上海这个远东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的兴起，有着雨后春笋一般的喜悦：通俗文化在传播新知、塑造新的社会个体方面，发挥着启蒙的作用。

二战之后，西方文化工业继续演进，在都市化、后工业、信息化的“新环境”之下，过渡为斯科特·拉什所称的“全球工业文化”，这种文化被西方垄断资本驱使，以信息、通信方式、品牌产品、金融服务、媒体产品、交通、休闲服务等形式遍布各处，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体验进行统治，实现了“物的媒介化”，表现为由同一到差异、从商品到品牌、由表征到物、从象征到真实、从广延物到内涵物、物获得生命、虚拟的兴起等种种变化，“品牌或文化对象——系统本身就是这样的覆盖物、表皮、界面，同时也是能够进行生成、建构、创造的深层压缩结构”，从而将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读者与受众深深地卷入其中。西方文化工业在垄断资本的推动下，洪水一般涌入发展中国家，将这些民族国家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卷入其中，正如拉什举出的巴西的例子，这种卷入往往意味着吞噬与掠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般论家认为我国的通俗文化陷入了停滞，现在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恰恰为应对西方垄断文化资本的吞噬与掠夺做好了结构性的准备。“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版机构开始陆续地向市场转型。出版机构惯有的生产型、宣传型转向了生产型、宣传型和经营型，利润的追求成为了出版社重要的经营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是西方‘畅销书’的经营理念开始引入了中国的出版界。……当今的文化出版、传播业和流行小说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是互相依存的一张网，给这张网注入活力的是‘市场’，给这张网巨大压力的还是‘市场。’”已经形成的由国家事业体制支持的出版机构、市场与西方的“经营理念”结合起来，以应对都市化、后工业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环境”，构成了新世纪文化工业“转型”的出发点。

前文描述分析的类型小说畅销杂志《今古传奇·武侠版》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事业单位属性的出版机构，在注入了市场活力之后，在新一代出版商与编辑家的主导下，进行精细的商业运作与文化产品生产：将编辑部组织成为福特制的生产场域，将杂志整合成一个有序的“深层压缩的结构”，吸收传统与网络文化资源，将作者整合为流动的、明星式的文本创造者，进行持久而密集的读者互动，以期将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品牌，将编辑、作家、读者一起带入体验性的武侠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对象的运作中表现出象征性、流动性、体验性、网络性、反身性、符号性、民族性、女性主义等特点，整合这些视角，武侠版作为现象，已颇具吉登斯等人论及的后现代性特征。

也可以从这个案例中看到，中国新世纪文化工业的“后现代性”不同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被吞噬所表现出来的被“后现代性”。武侠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生长出来的，与当时兴起的种种畅销书、畅销杂志、电台、电视台、都市报、网站等一起，应对的是新世纪十年都市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内爆式重构的消费社会中“头晕目眩”的中国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它有着与西方文化竞合的一面。笔者犹记2009年冬天，与步非烟在清华大学一次读书会上讨论的一幕，我们谈及托尔金的《指环王》、J.K.罗琳的《哈利·波特》，这些文本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创造力，并不在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步非烟“华音流韶系列”之上，它们之所以能够被西方文化工业推广到全球，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它们是用英语写成的。

尤为重要的是，消费社会，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模式，也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同的“新环境”，可能会生产出不同的文化工业。阿多诺观察到了西方文化工业背后资本的原力，对利润的终极追求，既造就了文化产品差异性的繁荣，也造成了“文化工业作为大众启蒙的欺骗”的噩梦。拉什在全球文化工业分析中，在肯定其创造力的同时，也对垄断资本变本加厉，“物的媒介化”与“媒介的物化”往复运作，不可控制的文化生产最终对人的异化进程表示担忧。当然，西方的理论家们对他们的文化工业全球化进程，对卷入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产，对各民族国家人民的文化主体认同与身份认同造成的价值与意义危机，多半是视而不见，或者是一阵兴头上怀旧的假慈悲罢了，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美洲神话研究的批评，特别值得我们警醒。

中国新世纪文化工业的发展，固然来自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但是资本或者垄断资本，在“一张网”里并没有发挥绝对的作用。相关文化单位(国家事业单位与民营文化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在进行文化产品的商业运作的同时，也在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热情鼓舞与小心监管。以武侠版为例，管理部门任免负责人、给予刊号、评定编辑职称，培训编辑人员，将刊物纳入评比体系，以评刊小组来规范杂志内容，通过这些柔性的管理，武侠版得以有序地发展，风险得以管控，尽管这一管理体系可能将武侠版束缚在杂志社序列里，很难与出版、网游等周边产业融合，对杂志的商业成长有所延缓。“人民政治与西方学者提出的身份政治不尽相同。人民在当代中国是主导与主流话语，而身份政治则主要强调性别、种族等边缘状态的人群，在一定意义上是少数人的话语，是弱者反抗的表征。并且人民政治既主张对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又看到个体的具体性与差异性。”与垄断资本绝对控制下的西方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个体主义的“媒介化的物”不同，市场与官方意识形态共同推动下的文化工业，一只手，一张网，可能将民族主义与个体主义整合起来，在文化生产中达成一种微妙的“人民政治”的平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也不妨有“个体具体性与差异性”的“小者”的一面。在深入理解文化工业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新时代文化工业保持“雨后春笋”般的进展与繁荣，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与在新世纪十年里保持文化工业先锋姿态的众多大众文化畅销期刊一样，《今古传奇·武侠版》受挫于图像性、网络性文化工业的新进展，无法突破行业、版权、品牌的壁垒，进而发展成为庞大的“武侠帝国”，不免遗憾。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文化工业场域，文化运营主体与“媒体英雄”的兴起与挫折在所难免。但《今古传奇·武侠版》在过去二十年间所造就的理念、编辑、作家、读者仍然活跃，形成的新时代运作武侠文本的文化工业模式可资借鉴，积累的大批优秀武侠作品，仍然在被网络的、图像的武侠文本所吸取，在网络小说、影视剧、网络游戏等媒介中生长与重现，由这一点来看，大陆新武侠方兴未艾。

注释

①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页，第8-9页。

②汤哲声：《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③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④⑥郑保纯：《网络武侠小说女性叙事声音的诞生：以沧月〈忘川〉为例》，《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

⑤韩云波：《“后金庸”武侠》，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⑦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基本概念》，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1-54页。

⑧郑保纯：《射雕的秘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73-200页。

⑨⑩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新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3-134页，第215页，第3-21页，第301页。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第107页。

汤哲声：《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6-298页。

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与政治新探》，《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文章来源：武侠故事 网址: http://wxg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67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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